居家隔離／檢疫，除了政府的執法，更仰賴民眾的公德心，這是保護自己、家人，也是保護台灣的醫療資源。
我還會繼續看他的影片原因很單純，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他之前的影片，還有看過多少，至少他之前的影片我有去爬過。不如我們就先把這些從中國來的訊息，都先預設他們都是大外宣是統戰工具。
意思是陳秋實也是共產黨的化妝師，然後還有人在說陳秋實支持統一，是大外宣，你怎麼看？」A女問。我當然知道他有大中華思想，但我覺得他不管怎樣至少還算是中國那裡的民主自由派，那講的有道理的我就參考一下，他大中華思想那塊就跳過，這是我的態度。我真的彷彿看到當年共產黨怎麼鬥國民黨的，他就怎麼用在現在的台灣社會。「我後來的想法是這樣先從社會安全角度解讀，日本政府與醫療學者對肺炎的解讀是有信心與樂觀的。
因為日本人從小開始灌輸不能造成他人困擾的教育，多數的日本人就算發生任何狀況也要想辦法到公司上班。加上目前日本當地的感染者大多為輕微症狀，有的感染者甚至已經病情好轉、出院，因此日本政府在依據WHO的數據下便可以合理認為，與現有的其他病狀相比，新型冠狀病毒的威脅較小，無需過度的恐慌。讓我們從正中間的玩家俄羅斯開始。
不正是蘇聯的威脅，才讓歐洲人人自危，為了種種瑣事刁鑽爭吵嗎？那我們為什麼非得要在最後創造一個政經共同體，來取代古老的歐洲小國傳統呢？因為，民族國家無法和其他主要玩家一樣，在規模遠遠超出它們本身的歐亞棋盤上彼此較量。必須這樣說，唯有當我們自己擴大格局，歐洲的大業才會成功。要討論俄羅斯，就不能不涉及在歐亞兩端之間的勢力震盪，就像俄羅斯國家象徵物「雙頭鷹」一樣，同時注視著兩個不同的方向。然而，這是否意味著歐洲政治本質上就只是為了歐洲本身來打算？ 並不是這樣的。
極具毀滅性的內戰和外國干預已迫使數百萬新的難民湧入約旦、黎巴嫩、土耳其和歐盟諸國。十八至十九世紀，當地政權衰退，鑄下了英國與俄國爭奪亞洲最高主導權的長年爭執。
如同卡拉加諾夫所指出的：「倘若問題不能在原有的背景裡獲得解決，你就必須跳脫這個背景。政治學家謝爾蓋・卡拉加諾夫（Sergey Karaganov）談到有可能發生的文明轉移：「亞洲，始終在俄羅斯人心目中跟落後、貧窮與無政府狀態有關，現在卻變成富強的象徵。俄羅斯能否被劃入擴張中的歐洲軌道呢？蘇聯解體後，這一點一度看似無可避免。「歐亞棋盤」因此由三大玩家，加上一大區塊的「大陸流」（continental flows）所組成。
他坦承，這個主張包含了一個真理要素，納粹事實上轉型成了一個跨歐亞的地緣政治體，促使他們有殖民浩瀚俄羅斯土地與歐亞大草原的夢想。中國是否會成為大一統的一個歐亞霸權，端賴於俄國最後怎麼解決一個問題：俄國人認為他們自己是歐洲的一分子，還是歸屬於本質上截然不同的世界與文化？ 在眾多論點當中，莫斯科政府認為，威脅著俄國與歐洲政局的動亂弧線，不再是歐洲本土，而是從阿富汗延伸到北非。畢竟，歐洲各國數十年以來一直都致力於它們自己的統一大業。二○一六年六月，普亭重提那些計畫。
我們會看到中國視整個超級大陸是它理所當然的擴張範圍麥侃奈認為，現代觀光逐漸變成反抗現代環境限制與意識形態的一種回應方式。
我再問他是否知道金恩博士博物館要怎麼走？這一次他大聲問酒吧客人：「有人知道金恩博物館在哪嗎？」大家都搖頭說：「不知道」，然後還有幾個客人竊笑著。抵達博物館後，我們看到美國民權運動抗爭精彩的展覽。
同一時間，我的朋友在街上問了一位路人，那個人跟她說博物館不遠，往下走過幾個路口就到了。現代觀光帶動成長最快的商品就是文化與文化遺產，原住民藝術與手工藝品、地方表演與節慶以及跟人類文化遺產有關的地點與位址，這一切的行銷都成為觀光產業很重要的一部分。弔 詭的是，這種尋找本身，表現的正是遊客想要擺脫的現代性。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我們一下子就迷路了。觀光景點位於不同地方與空間的交錯之處，遊客必須穿越不同界線，並且讓它成為觀光經驗的一環。第一個是資本主義經濟的興起，造成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的過程凌駕其他事物而不斷擴大，使得一度沒有經濟價值與不在交換之中的貨品與服務，轉變成可以買賣的商品。
當我們兩人離開博物館，走回旅館的路上時，穿過一個黑人區。人們也受邀走訪其他國家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藉此再度確認他們的身分認同。
我們一邊往博物館方向走，一邊揣測酒吧裡頭的人心裡怎麼想，因為我們實在難以想像他們不知道博物館在哪兒。大部分時間我們都各自專心看展，陷入記憶之中，偶爾才交頭接耳對談，但交談的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
跟現代觀光有關的第二個條件是理性（reason），也就是將觀光連結到西方想像之中與科學理性有關的啟蒙價值。追求進步與理性的民族國家，在現代意識形成的過程中，一躍成為主宰的力量。
人們受到鼓勵去體驗旅遊，因為這樣可以去經驗與確認他們對自己民族的感受。這個血淋淋的例子還說明了，即便是立意最良善的觀光景點，還是有人必須為此付出代價。（譯按：諷刺黑人與白人走在一塊） 這個故事點出，觀光幾乎不大可能按照規劃者與開發者所設想的那樣界線分明。由此看來，人們藉著想像僅有的幾項理應非現代的渴望物（objects of desire），將傳統（traditional）這塊標籤貼到特定的物品、地點與人物之上，反而確立了現代性無所不在的影響。
站在這個視野開闊的陽台，我們看到對街坐著一名中年黑人婦女，她的身邊擺滿了海報，上面寫著她是洛林汽車旅館原本的房客，因為博物館的修建而被迫搬離。有時候，觀光經驗是相當個人而特殊的（idiosyncratic）。
如我們所言，19世紀晚期休閒旅遊的蓬勃發展，伴隨而來的是需要以新的方式將觀光理性化。人們悠閒地尋找不受現代力量衝擊的傳統生活，並且渴望一種真實感，讓自己至少可以藉此短暫擺脫工業時代的疏離感。
道路上的另一頭有幾個黑人看到黑人同事和我走在一起時，對我們大叫： 「奧利奧」（OREO）他們說，「奧利奧餅乾」。文：厄夫．錢伯斯 幾年前，我到田納西州的曼菲斯（Memphis）參加一場人類學研討會，我和同伴決定去參觀市裡新蓋好的民權博物館（Civil Rights Museum）。
博物館就位於洛林汽車旅館旁邊，也就是金恩牧師1968年遇刺之處。現代觀光有各種商品化的例子，海灘與公園等過去遊客與當地居民皆可以免費進出的景點，現在要買門票才能進去。如果這場短暫的旅程沒有上述插曲，將會是一場截然不同的體驗。我先是問酒保怎麼去人權博物館，他搖搖頭，然後說根本沒聽過。
觀光的現代化也需要把理性原則應用在旅遊的客體（objects of travel）。我走進路邊一家酒吧問路，同伴則在外頭等候。
有個人歡迎著我們，吹著口琴尾隨我們，或許是希望我們拿點實際的東西表示感激吧。傳統、真實性與現代性 在本書第一章，我們討論過觀光的操作與意識形態，受到跟現代性有關的兩個主要背景影響。
她正在抗議自己的人權遭到侵犯，真是諷刺。旅遊書上沒有幾個迪士尼樂園，它們屬於特例而非常態，而且即使是這些精心打造、有條不紊的地點，也要面對意外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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